1898，戊戌变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变法的失败，告诉后来者“此路不通”。从此，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

戊戌六君子

而康有为，则是戊戌变法中的关键人物。他带领学生梁启超等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帮助光绪帝进行百日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毫无疑问，它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这场进步运动的发起者、推进者，康有为这个名字也和戊戌变法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一个失败的改良主义者”，成了后世人对他的刻板印象。

康有为

然而，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会面临很多选择。在危机重重的变法运动中，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康有为也不例外。

做秀才20年终成举人，失意苦读中获得真学问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南海康家，据康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官宦之家，“为士人已十三世”。

康有为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司（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广州府教授；他的父亲康达初也曾在江西做过知县，然而不幸早死。因此，康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

青少年时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无疑享有特权。那时候，农村里既没有学校，也没有图书馆，能进私塾读书的人很少，进去之后也只是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启蒙书籍，想要再读更多的经史之书是不可能的。

康有为和他们不一样。他家里有众多图书，堂叔家里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

康有为在11岁读完四书五经后，就开始读《大清会典》、《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同时，还翻阅当时的《邸报》、政府公报，了解时政。

再加上身为“教授”的祖父耳提面命，康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他似乎已早早领先。

然而好坏并无定论，世事是相互转化的。

广博的知识积累让康有为下笔成篇，自我感觉“异于群儿”，这也养成了他一生孤傲不驯的坏脾气。

科举考试人称“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多考试未必就能过关。

康有为在广州连考三次，16岁才中了秀才。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冲刺下一关——举人，然而，这是二十年的长跑，康有为六战六败，终于在36岁那年，考中了举人。相比而言，他的学生梁启超，17岁就中了举人。

梁启超

在20年的“老童生”生涯里，康有为曾投奔著名的理学大儒朱次琦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

一年年考不了功名，康有为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中学到西学，熬了十多年，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文化名人。以至于后来康有为办学时，新科举人梁启超都慕名前来学习。

时乃清朝末年，面对西方列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康、梁也不例外。由于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制度思想，他们决意进行变法维新，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说服光绪皇帝，推行君主立宪。

公车上书

然而，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却显示出自己作为政治家“不合格”的一面，犯两个致命错误。

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无权，难令“诸侯”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希望拉拢说服光绪皇帝，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此时朝政大权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手中，光绪向来听命于慈禧，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权力。

康有为敏锐地察觉到了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他建议皇帝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而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的实际政治事务来推动改革。

光绪

光绪帝重用的第一个小臣，当然是康有为。此后，他又陆续任命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维新派人士。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并非前无古人。

比如说尚书，本来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充当黄门尚书的阉人，因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到了东汉末年，这些尚书把朝廷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干脆废除九卿，改用六部“尚书”。

而明朝太祖时期，为架空宰相，设立内阁；等到内阁学士又变成了宰相，清朝雍正帝为架空他们，选用小臣设立了军机处。君主专制制度也由此一步步达到高峰。

但是，康有为忘记了：这种以小臣近臣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架空的主使，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帝那样，拥有最后决定权的独裁者。

光绪帝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于是，西太后一变脸，皇帝瑟瑟发抖，以至于戊戌六君子殒命，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百日而终。康有为本人在政变前夕侥幸出逃海外。

慈禧太后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从既得利益者手中抢蛋糕，必然是一件困难事。如若正面冲突，以小击大，结果可想而知。

自光绪帝实行变法以来，帝后两党日趋水火不容。顽固派中的大臣荣禄和光绪帝这边的康有为也难免针锋相对。

荣禄

据说康有为在一次等待光绪帝召见时，曾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

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么能在短期就变掉呢？”

康有为愤然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两位政治家的话术气度高下立见。

在百日维新刚刚揭开序幕之时，康有为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面对面对保守派第一号人物，发此毫无必要的激愤之言，可见他为人处事的偏激和政治上的粗心大意了。

光绪帝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而他的军师康有为浮躁执拗。尽管有好的初衷，然而终究无法担当推行政治改革的大任。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要想做那个掌舵人，除了知识见识，更重要的是谨慎自持。面对狂风暴雨、暗流涌动，总得小心行事，否则，难免陷入君子误国，开历史倒车的局面。